诸葛亮家族如何从显赫到灭族的？刘备宠臣被诸葛亮判罪处死刑吗？
诸葛恪执政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这样，恪之统治实际上也走到尽头了。诸葛恪进见孙亮的机会，将其刺杀。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张震、常侍朱恩等同时收杀，皆夷三族。其弟融驻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饮药而死，其三子皆伏诛。这样，琅邪诸诸葛亮相提并论，抑之者则贬斥为孙权、孙亮父子更替之际的北伐活动上，而对其一生军政活动的发展过程及其他方面则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而对他的相关评论难免带有片面性。有鉴于此，本文对诸葛恪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论述孙吴中后期政治的变化及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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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有才名”：诸葛恪辩论戏弄之事及其所显现的门风问题
孙权以诸葛瑾、诸葛亮之相貌、才能、德行等作为谈笑话题，而恪非但不生气，反而别为之解，目的是让孙权“大噱”、“举座欢笑”。诸葛恪本人也常以别人父讳开玩笑。《太平御览》卷八三○引《诸葛恪别传》：“昔元逊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难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礼乎?’诸葛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天，何者?不轻天，意有所在耳。’即罚晃酒一杯。”恪花言巧语如此。儒家礼法对父祖家讳等有严格规定，诸葛恪在这方面与孙权唱和，可见他们的礼法观念比较淡薄。
其二，对孙吴儒学士人代表张昭的嘲弄。张昭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儒学士大夫，对孙吴早期立国和发展有重大影响，为人严正，费祎，先逆群臣曰：‘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凤凰来翔，骐驎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祎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咸称善焉。”《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注引《江表传》：“费祎聘于吴，陛见，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祎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祎问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祎复问：‘吴字云何?’恪曰：‘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又，《三国志》恪本传，“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恪以此开释孙权对自己家族的疑虑，同时羞辱蜀使。
其四，插浑打科、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世说新语·排调》：“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座大笑。”
不仅诸葛恪如此，其弟诸葛融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表现。《三国志·诸葛瑾传附子融传》载融袭瑾之爵位，并领兵驻公安，他与将士十分融洽：“疆外无事，秋冬则射猎讲武，春夏则延宾高会，休吏假卒，或文绣，独为奢绮。”由此可见融之日常生活相当自由、少节制。关于融之文化倾向，本传注引《吴书》又载：“融字叔长，生于宠贵，少而骄乐，学为章句，博而不精，性宽容，多技艺，数以巾褐奉朝请，后拜骑都尉。”融之轻脱与其兄不同，他虽不长于口辩才捷，但他表现在“多技艺”(各种游戏)和“骄乐”、“奢绮”上。
关于琅邪诸葛氏家族的门第，人们一般多以高门世族视之，《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太平御览》卷四七○引《晋中兴书》曰：“诸葛氏之先，出自葛国，……三国之兴，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将军瑾，魏有司空诞，名并盖海内，为天下盛族。”这是魏晋以降的看法。琅邪诸葛氏最早可追溯到西汉诸葛丰，《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载亮“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以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查《汉书》卷七七《诸葛丰传》，丰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为贡禹所荐，任侍御史，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史无所避”，是一位忠直施法的人物，终因此导致“在位者多言其短”，被免为庶人。汉代政治文化是“王霸杂用”，儒学之士也重视吏能，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说明他具有儒学修养，但在政治实践中，他则表现出重法术的特征。
因此，陈寅恪先生将诸葛氏家族文化的传统归之法家：“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而非儒学世家。方诗铭先生《三国人物散论》“诸葛亮家世”条指出，根据琅邪诸葛氏的谱系，自西汉诸葛丰之后，直到诸葛亮、诸葛瑾兄弟，其间已经过两百余年，“应该说，他们的关系极为疏远，而且是否可信也正是一个疑问。至于其父诸葛珪所任不过是太山郡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仅是一名六百石的小官，从父诸葛玄得为豫章太守，更是在战乱年代为袁术或刘表这类割据者所任命，他们都不是当时的显赫人物。”因此，他以为琅邪诸葛氏并非世代仕宦的“世族”、“大族”一类，而应该属于“单家”，诸葛瑾、诸葛亮兄弟“并有盛名”，主要是由于他们有才能，并正逢汉末三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机缘。根据陈、方二先生所论，琅邪诸葛氏家族出身于非儒家之寒门，从而纠正了《晋中兴书》所谓诸葛丰“子孙代居二千石”的记载，是很有见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世族与寒门的分别主要不在于事功勋业和财富，而决定于文化传统。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汉末士大夫社会，“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这在理论上明确了世族与寒门的文化标准。但就具体家族而言，情况则比较复杂，在世族与寒门(侧重于文化分别)、大族与单家(侧重于社会势力的强弱)比较典型的状况之外，大多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在两极之间还有一些处于过渡状态的家族。就诸葛氏而言，恐怕正是处于世族与寒门之间的家族，因而具有某些双重特点：诸葛氏早有习儒的传统，虽发展的不够充分，但始终延续下来。
据《三国志·诸葛瑾传》，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孙登东宫辅政集团后进之士的领袖人物。黄武元年(222年)孙权称吴王，以长子孙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帝，又以登为皇太子。孙权对太子的教育及其政治力量的扶持和培育是非常重视的，除了精心挑选太师、太傅外，重点是选择东宫属吏。《三国志》恪本传载其“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同书卷五九《孙登传》记载更详：“(孙权)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登待接僚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寤。……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为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一般地说，东宫僚属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太子执政的主要辅助班底。由于孙权的安排，诸葛恪不仅成为太子核心的宾客，即所谓其“四友”之一，而且深得登之依重，视为其中的领袖。孙登曾命侍中胡综作《宾友目》，评恪“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后登病重，死前力荐东宫人士，以为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尽管后来孙登早逝，未及登位，其诸宾友也都各奔前程，但由此可见孙权父子对诸葛恪的重视。这对恪之政治地位的提高是大有助益的。
二是孙权任命诸葛恪负责具体军政事务，意在考察和锻炼他的实际才干。《三国志》恪本传载孙权欣赏诸葛恪的才思敏捷，“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所谓“欲试以事”，既是考验，也是培养，孙权的用意是将来以恪为孙吴核心辅政大臣。不过，恪性格轻佻、粗疏，有华而不实的缺陷。前引其父瑾“常嫌之，谓其非保家子，每以忧戚”，所谓知子莫若父，此之谓也。恪叔父亮为蜀丞相，对此也很担心。恪本传注引《江表传》：“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当时东宫同僚中也有人评论恪“才而疏”，看来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有事实依据的。孙权对诸葛恪的这一安排，其本意是为了锻炼他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
三是支持诸葛恪领兵平定丹杨郡等地的山越。孙权有心培养诸葛恪，希望他能够建功立业，树立威望。采用什么途径或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呢?对此，诸葛恪本人也有所思考。据《三国志》本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当时江南丘陵山区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越人后裔和汉族逃亡人口，人们统称之为“山越”，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宗部”。特别是丹杨郡，为孙吴京师所在，又与江淮地区曹魏统治区毗邻，相互交通，对孙吴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恪传载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羈也。”孙吴立国江东，一直致力剿除山越，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参与过对山越的战争。
嘉禾三年(234年)，孙权任命诸葛恪为丹杨太守、抚越将军，“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孙权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对待出征山越的诸葛恪，这是其他将领从未得到过的。恪主持剿越任务，汲取过去的成功经验，明令各地军政官员“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把守险要;自己的军队则控制关口要塞，“但缮藩篱，不与交锋”，等待粮食作物成熟，抢先收割，“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对出降者，“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仅从根本上清除山区的隐患，而且为孙吴增加了大量的军队和劳力。嘉禾六年，诸葛恪征讨丹杨山越之事基本结束，“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拜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以讨山越受封，事例不少，但享此殊荣，则恪为少见。此后，他成为孙吴主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先后出镇皖口、柴桑等地。赤乌八年，陆逊死，“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成为孙吴主持长江上流军政的主要方面。这也为他后来入京辅政奠定了基础。
由上述可知，自黄武初以来，诸葛恪进入太子东宫宾友集团，并成为其中的领袖人物，以至赤乌间位列大将军，其地位上升之快、权位之重，一帆风顺，令人侧目。何以如此呢?这显然与孙权的精心设计和具体安排是分不开的，而孙权对诸葛恪的奖掖、提携则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孙吴自立国以来，其统治集团主要由三种势力构成：一是孙氏宗族势力;二是江北流寓人士;三是江东本土大族。由于阶级差别和利益冲突，一开始江东地方大族是抵制孙氏武装势力的，孙氏对他们也采取了“诛其英豪”的政策，而对流寓人士则加以扶持。建安后期，孙权意欲正式建国号于江东，必须赢得江东地区大族的广泛支持，于是推行一系列的“江东化”政策，其核心便是“以吴人治吴”。在这一过程中，陆逊先为上流军事长官，顾雍后为丞相，成为孙吴“江东化”的标志。不过，必须指出，孙权作为一位具有很强的专制欲望的割据君主，他对江东本土大族垄断孙吴军政大局的状况是心存担忧的，他一直在暗中提携、培植侨寓人士的势力，以遏制江东大族势力的膨胀。
孙吴地方社会的人才选举与曹魏相似，也受到汉代“乡举里选”传统的影响，控制在地方大族手中。而侨寓人士一方面由于脱离乡里，在选举中自然处于劣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人才较少，随着汉末流迁英俊的逐渐凋零，其力量不断削弱。这样，在孙吴政权“江东化”背景下，孙吴皇族、皇权与侨寓人士尽管在思想文化观念与利益倾向上也存在种种矛盾，但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结成政治同盟，以制约江东地方大族势力。从黄武年间以来，孙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政治斗争，这背后主要是孙权操纵，但都援引、优遇侨寓势力，目的在于打击江东大族，如“暨艳案”、“吕壹事件”、“二宫构争”等，无不如此，以致有不少学者习惯用南、北人士的冲突、斗争的线索来解释孙吴政治史的发展规律。确实，侨寓人士比江东人物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更强。孙权在立太子后，其东宫宾友中，可考者以北人为主：诸葛恪，琅邪人;张休，彭城人;陈表，庐江人;羊衜、谢景，南阳人;范慎，广陵人;只有顾谭为吴郡人，刁玄为丹杨人。如果太子登得以继位，其核心辅助集团必然以北方流寓人士的后进人士为主，而诸葛恪则因其才能及其家族地位，成为孙权的重点培养对象。
在这一背景下，诸葛恪在上升过程中，为贯彻孙权的政治意图，必然要与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发生矛盾冲突。据《三国志·陆逊传》，逊为江东大族首望，他曾谓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篾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三国志》恪本传，赤乌中，恪特与陆逊书云：“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彫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这是陆逊让人转信给恪，提醒他有关用人标准等问题，恪回信表示赞同：“恪知逊以此嫌已，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这说明恪的有关政策、言行与陆逊相左，逊特转言批评，恪回信解释以消除矛盾。恪何以与位隆权重的陆逊相抗呢?恐怕主要是执行孙权的意见。
不过，赤乌年间的“二宫构争”中，诸葛恪的态度竟与孙权相左，而与陆逊一致，颇令人费解。所谓“二宫构争”，是孙权一手导演的皇位继承人的斗争。太子孙登于赤乌四年早逝，权立三子和为太子，但同时扶持四子鲁王霸，形成“二宫构争”的局面，以致“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而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太子和党的领袖是陆逊，其他骨干分子也多为吴地大族子弟，而诸葛恪深知孙权支持鲁王，但仍站在太子一边，如何理解呢?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观念上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具体原因，即太子和妃为恪之外甥女，和之废黜与否，与恪之个人及家族的兴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他附和陆逊，支持太子和。不仅如此，恪后来主政，还想恢复废太子和的地位。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太元二年正月，封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于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在家族本位的情况下，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因素。诸葛恪以为孙权最终会听取大多数朝臣的建议，维护太子和的地位，于是他也支持孙和。另外，太子和的母亲王氏为琅邪人，与诸葛氏为乡里，恐怕早有往来。孙吴宫闱制度混乱，影响政治甚大，这点恐也值得注意。当然，作为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人物，诸葛恪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一斗争中的变数，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又将自己的长子绰安排到鲁王霸党之中，《三国志》恪本传：“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恪父子在“二宫构争”中脚踩两只船，最终使其长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表明诸葛恪对此事的态度，主要出于现实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虑。
三、建兴年间诸葛恪北伐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
由于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在江东儒学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运之后，他成为孙吴社会中重要人物，所谓“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说明人们对他的推崇，孙权也顺势诏令“有司诸事一统于恪”。
不过，恪主持军国大事，缺乏名望，当时侍中孙弘便利用孙权之死，图谋秘不发丧，想矫诏诛恪，恪得孙峻帮助才保住权位。这表明恪之辅政地位很不牢固。他当时给驻守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写信说：“……吾身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惧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视，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这体现出身为首席辅政大臣的诸葛恪的孤独而忧惧的心态。哪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呢?诸葛恪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不仅如此，诸葛恪甚至有迁都的打算，《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录》载“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孙和传》也载：“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孙亮传》则载建兴元年(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门和内殿受灾的情况。迁都为国家大事，恪当政未久，竟有迁都之思，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是建业为孙吴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恪不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难，其本身地位也常受冲击。可以说，作为孙亮首辅的诸葛恪，其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对此，当时有识见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
《三国志》恪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以为圣人讲“三思而后行”、“再思可矣”，何必责我“十思”呢?虞喜评曰：“此元逊之疏，乃机神不俱者也。”确实，恪性格粗疏，入都前未知建业政局复杂，一旦执政，意欲通过政治变革提高声望，阻力重重，难以进行，无奈，遂生出迁都之意。但此事影响极大，涉及方方面面，难以落实。
迁都既不得，诸葛恪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想通过建立军事业绩来提高声望，进而加强权力。建兴元年十月，恪领兵四万，会众于东兴(今安徽巢湖东南)，因山势筑坞，巩固城防，并乘魏军不备，于天寒大雪之机，突袭魏军得胜，魏军死者数万，并缴获大量的器械物资。恪返师，进位阳都侯，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这样，恪集孙吴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不过，恪获胜后，有轻敌之意，第二年春，“复欲出军”，派人与蜀汉大将军姜维联系，东、西联合攻魏。诸葛恪的这一军事行动，引起了孙吴上下的强烈反对。《三国志》恪本传称“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为说服大臣，恪特著论，以为曹魏权臣当道，政局不稳，“当今伐之，是其厄会”，但众人主张维持现状，“怀偷安之计”;至于众人所谓“百诸葛亮北伐的精神。这样，“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然莫敢复难”，恪“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在前线，诸将领也不支持战争，围攻新城，数月不下，以致士卒疲劳，暑热饮水，疾疫流行，死亡涂地。
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军得知恪军营困境，大举进攻，恪兵败退师，“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但恪并未认真反省，“晏然自若”，想在浔阳屯守，再兴北伐之举，诏令相衔，不得已才旋师，八月，恪回到建业，“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其执政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如此，恪仍一意孤行，“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这样，恪之统治实际上也走到尽头了。孙氏宗室代表人物孙峻经过精心策划，利用诸葛恪进见孙亮的机会，将其刺杀。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张震、常侍朱恩等同时收杀，皆夷三族。其弟融驻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饮药而死，其三子皆伏诛。这样，琅邪诸葛氏江东一系遭致覆灭性打击。
诸葛恪北伐为何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并最终直接导致其家族的灭亡呢?这其中不仅仅有军事方面的原因，还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首先，恪出兵二十万之众，欲一举而得大功，这是很冒险的，将自己的命运与此役捆绑在一起。恪性格粗疏，他著论宣扬北伐，虽以“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为己任，但大话连篇，实际上，对战略部署、战术安排等并无细致、缜密的考虑，以致围攻新城数月而不得下，陷入困境。其实，当时曹魏为司名将朱然子，然为朱治姊子，本司马师说：“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竟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佐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不患，其亡可待也。”
综合全文所论，诸葛恪作为孙吴侨寓人士后进之士的主要代表，以其口辩论难与敏捷的应对之才，深得孙权的喜欢，成为孙权重点培养的人物，并终在孙权死前得为首席辅政大臣。为巩固自己的这一地位，强化自己的权力，他急于树立威望，于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一再大举北伐，不仅频率高，且第二次出兵，几倾全国之力，引起孙吴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对，于是最终导致兵败于外，政亡于内，其家族在敌对势力的政变中遭到覆灭性的打击。通过对诸葛氏家族在孙吴的兴亡史的考察，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了孙吴政治历史演变的轨迹。
刘琰是鲁国人，刘备在当豫州刺史的时候，聘请他作从事。刘琰这个人风流潇洒，善于言谈议论，又因为和刘备同姓，刘备待他很优厚。刘琰跟随着刘备转战各地，经常作为宾客陪伴左右。等到刘备平定益州以后，刘琰就被任命为固陵太守。刘禅即位后，刘琰被封为都乡侯，在官员的排位序列上次于李严，具体职务是卫尉中军师后将军，后来改为车骑将军。不过，刘琰的职务虽然很高，但他不参与国家政事，只是跟随着诸葛亮，干一些提批评建议之类的事情。官职高事务少，刘琰生活上很是追求享乐，车马服侍奢侈豪华，还有几十名能歌善舞的侍从女子。
建兴十年（公元232），刘琰因为和魏延不和，说了一些虚妄荒诞的话诋毁魏延。诸葛亮责备他，刘琰写信给诸葛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请求诸葛亮原谅。诸葛亮就把刘琰派回了成都，官位和以前一样，并没有任何的降罚。诸葛亮带兵在外，魏延当时又是蜀国大将，在这个时候说魏延的坏话，肯定不利于军队的稳定和一致对外。这样的问题，要比打老婆严重的多吧？可是，诸葛亮只是责备了刘琰，让他离开了前线，而到了刘禅这儿，刘琰却掉了脑袋！刘琰怀疑妻子胡氏和刘禅私通，这样的判决，是不是有“三国志》评价说诸葛亮法度适合事宜，令行禁止，有功必奖，有过必罚，赏罚分明。不过，要是看看刘琰这件奇葩事也可以知道，即便是推行刑法政令“用心公正无私”的诸葛亮，也是无奈皇家的那些龌龊事的。
后出师表
【原文】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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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以先帝那样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但是，不去讨伐敌人，王业也是要败亡的；是坐而待毙，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因此委任臣下，一点也不犹疑。
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睡不安稳，食无滋味。想到要去北伐，应该先南征。所以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才能吃上一餐；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呵，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所以冒着危险，来执行先帝的遗愿，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而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县的叛乱，东面又要竭力去应付孙吴的进攻，兵法要求趁敌方劳困时发动进攻，当前正是赶快进军的时机呵！现在谨将这些事陈述如下：
高祖皇帝的明智，可以和日月相比，他的谋臣见识广博，谋略深远，但还是要经历艰险，身受创伤，遭遇危难然后才得安定。现在，陛下比不上高祖皇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而想用长期相持的战略来取胜，安安稳稳地平定天下，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在议论安守策略时，动辄引用古代圣贤的话，大家疑虑满腹，胸中充斥着惧难；今年不去打仗，明年不去征讨，让孙策安然强大起来，终于并吞了江东，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能谋略，远远超过别人，他用兵像孙武、吴起那样，但是在南阳受到窘困，在乌巢遇上危险，在祁山遭到厄难，在黎阳被敌困逼，几乎惨败在北山，差一点死在潼关，然后才得僭称国号于一时。何况臣下才能低下，而竟想不冒艰险来平定天下，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攻不下；四次想跨越巢湖而未成功，任用李服，而李服密谋对付他；委用夏侯渊，而夏侯渊却败死了。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能耐，可还是有这些挫败，何况臣下才能低劣，怎能保证一定得胜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臣下进驻汉中，不过一周年而已，期间就丧失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将领及部曲将官、屯兵将官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等士卒一千余人。这些都是几十年内从各处积集起来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一郡所能拥有的；如果再过几年，就会损失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去对付敌人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五点。
如今百姓贫穷兵士疲乏，但战争不可能停息；战争不能停息，那末耽在那里等待敌人来进攻和出去攻击敌人，其劳力费用正是相等的。不趁此时去出击敌人，却想拿益州一地来和敌人长久相持，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六点。
最难于判断的，是战事。当初先帝兵败于楚地，这时候曹操拍手称快，以为天下已经平定了。但是，后来先帝东面与孙吴连和，西面取得了巴蜀之地，出兵北伐，夏侯渊掉了脑袋；这是曹操估计错误。看来复兴汉室的大业快要成功了。但是，后来孙吴又违背盟约，关羽战败被杀，先帝又在秭归遭到挫败，而曹丕就此称帝。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很难加以预料。臣下只有竭尽全力，到死方休罢了。至于伐魏兴汉究竟是成功是失败，是顺利还是困难，那是臣下的智力所不能预见的。
注释
1.汉：指蜀汉。贼：指曹魏。古时往往把敌方称为贼。
2.偏安：指王朝局处一地，自以为安。
3.孰与：何如，表示抉择，倾向肯定后一种（偏指一方）
4.惟：助词。
5.入南：指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
6.并日：两天合作一天。
7.顾：这里有“但”的意思。蜀都：此指蜀汉之境。
8.议者：指对诸葛亮决意北伐发表不同意见的官吏。
9.这两句指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初出祁山（在今甘肃省礼县东）时，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变，牵动关中局势：在魏、吴边境附近的夹石（今安徽省桐城县北），东吴大将陆逊击败魏大司马曹休两事。
10.进趋：快速前进。
11.高帝：刘邦死后的谥号为“高皇帝”。并：平列。
12.渊深：指学识广博，计谋高深莫测。
13.被创：受创伤。这句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屡败于楚军，公元前二○三年，在广武（今河南省荥阳县）被项羽射伤胸部：在汉朝初建时，因镇压各地的叛乱而多次出征，公元前一九五年又曾被淮南王英布的士兵射中；公元前二○○年在白登山还遭到匈奴的围困。被，通假字，同“披”
14.良：张良，汉高祖的著名谋士，与萧何、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平：陈平，汉高祖的著名谋士。后位至丞相。
15.长计：长期相持的打算。
16.坐：安安稳稳。
17.未解：不能理解。胡三省认为“解”应读作“懈”，未解，即未敢懈怠之意。两说皆可通。
18.刘繇（yóu由）：字正礼，东汉末年任扬州刺史，因受淮南大军阀袁术的逼迫，南渡长江，不久被孙策攻破，退保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后为豪强笮融攻杀。《三国志·吴书》有传。王朗：字景兴，东汉末年为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太守，孙策势力进入江浙时，兵败投降，后为曹操所征召，仕于曹魏。
19.孙策：字伯符，孙权的长兄。父孙坚死后，借用袁术的兵力，兼并江南地区，为孙吴政权的建立打下基础，不久遇刺身死。
20.江东：指长江中下游地区。
21.殊绝：极度超出的意思。
22.孙：指孙武，春秋时人，曾为吴国将领，善用兵，著有兵法十三篇。吴：指吴起，战国时兵家、法家代表人物，先后仕于鲁、魏、楚，著有《吴子兵法》。
23.困于南阳：建安二年（197）曹操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汉时南阳郡的治所）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
24.险于乌巢：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因乏粮难支，在荀彧等人的劝说下，坚持不退，后焚烧掉袁绍在乌巢所屯的粮草，才得险胜。
25.危于祁连：这里的“祁连”，据胡三省说，可能是指邺（在今河北省磁县东南）附近的祁山，当时（204）曹操围邺，袁绍少子袁尚败守祁山（在邺南面），操再败之，并还围邺城，险被袁将审配的伏兵所射中。
26.逼（bì逼）于黎阳：建安七年（202）五月，袁绍死，袁谭、袁尚固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曹操连战不克。
27.几败北山：事不详。可能指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率军出斜谷，至阳平北山（今陕西沔县西），与刘备争夺汉中，备据险相拒，曹军心涣，遂撤还长安。
28.殆死潼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与马超、韩遂战于潼关，在黄河边与马超军遭遇，曹操避入舟中，马超骑兵沿河追射之。殆，几乎。
29.伪定：此言曹氏统一北中国，僭称国号。诸葛亮以蜀汉为正统，因斥曹魏为“伪”。
30.昌霸：又称昌豨。建安四年（199），刘备袭取徐州，东海昌霸叛曹，郡县多归附刘备。
31.四越巢湖：曹魏以合肥为军事重镇，巢湖在其南面。而孙吴在巢湖以南长江边上的须濡口设防，双方屡次在此一带作战。
32.李服：建安四年，车骑将军董承根据汉献帝密诏，联络将军吴子兰、王子服和刘备等谋诛曹操，事泄，董承、吴子兰、王服等被杀。据胡三省云：“李服，盖王服也。”
33.夏侯：指夏侯渊。曹操遣夏侯渊镇守汉中。刘备取得益州之后，于建安二十四年出兵汉中，蜀将黄忠于阳平关定军山（今陕西省沔县东南）击杀夏侯渊。
34.汉中：郡名，以汉水上流（沔水）流经而得名，治所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县东）。
35.期（jì寄）年：一周年。
36.赵云为蜀中名将，阳群等人事迹不详。曲长、屯将是部曲中的将领。
37.突将、无前：蜀军中的冲锋将士。賨（cóng丛）叟、青羌：蜀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散骑、武骑：都是骑兵的名号。
38.图：对付。
39.夫：发语词。平：同“评”，评断。
40.败军于楚：指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下，刘备在当阳长坂被击溃事。当阳属古楚地，故云。
41.拊手：拍手。
42.以定：已定，以，同“已”。
43.本句指刘备遣诸葛亮去江东连和，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
44.本句指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势力进入刘璋占据的益州，后来攻下成都，取得巴蜀地区。
45.授首：交出脑袋。
46.关羽：字云长，蜀汉大将，刘备入川时，镇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他出击曹魏，攻克襄阳，擒于禁，斩庞德，威震中原。孙权趁机用吕蒙计谋偷袭荆州，擒杀关羽父子。
47.本句指刘备因孙权背盟，袭取荆州，杀害关羽，就亲自领兵伐吴，在秭zi归（在今湖北省宜昌市北）被吴将陆逊所败。蹉跌cuōdiē，失坠，喻失败。
48.曹丕：字子桓，曹操子。在公元220年废汉献帝为山阳公，建立魏国，是为魏文帝。
49.逆见：预见，预测。
50.鞠躬尽力：指为国事用尽全力。一作“鞠躬尽瘁”。
51.利钝：喻顺利或困难。
52.睹（dǔ赌）：亦即“逆见”，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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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鉴赏】
《后出师表》重点放在了表达军事方略以及对此次北伐持有反对意见人的驳难上
本文选自三国时期吴人张俨的《默记》，作于蜀汉建兴六年（228年），比《前出师表》晚了一年。此时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未取得预期成果之时，为消除各方阻碍，在第二次北伐临行之际，诸葛亮向后主刘禅献上了这篇《后出师表》。因此较之前表而言，后表的重点放在了表达军事方略以及对此次北伐持有反对意见人的驳难上。
《后出师表》作于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大臣们对再次北出征伐颇有异议。诸葛亮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事实，向后主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也是为了蜀汉的生死存亡，不能因“议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正因为本表涉及军事态势的分析，事关蜀汉的安危，其忠贞壮烈之气，似又超过前表。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句，正是作者在当时形势下所表露的坚贞誓言，令人读来肃然起敬。因为重点是驳斥反对北伐的人，所以本文以议论见长。既是议论，就免不了论点、论据和论证三部分，而本文就是围绕着这三要素进行的。
文章的中心论点集中在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该如何进行上。为此，作者通过三方面的陈述来论证这个中心论点。首先，“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此乃先皇“临崩寄臣以大事”，这一论据是文章的前提，抬出先帝的遗命来证明此次北伐的必要，极具权威性。况且在当时那个才弱敌强的情况下，“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将论据与当时蜀汉所面临的形势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了空洞的说教，更见政治家之本色。
《后出师表》围绕着论点、论据和论证这三要素进行的
为安定国内人心，使之支持北伐，诸葛亮一再重申自己为之复出的努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说明国家已做好充分准备，有足够力量“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时，曹魏政权“适疲于西，又务于东”，腹背受敌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就为北伐胜利再添胜算。
以上是诸葛亮就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的论断，为了取得朝臣支持，他必须就此次北伐的可行性作出回应。针对朝中可能出现的疑虑，文中举了六个未解来辩驳。首先列举了汉高帝刘邦，他虽能“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司马贞·《史记索隐》），在打天下过程中仍不免“涉险被创，危然后安”。然后是汉末割据一方的刘繇和王朗，只知“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不敢奋起反抗，结果被吞并。这一正一反揭示了战则生，不战则死的道理。由远及近，曹操虽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也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才获得了片刻安定局面。以曹操的才华尚且如此，自己怎能“不危而定”，又“何能必胜”。
再从两国实力上作比较：军事上打天下的老臣逐渐凋零，经济上迁延不决必将导致“民穷兵疲”，攻守之间“劳费正等”的局面。《孙子兵法》中强调用兵“宜速不宜久”，这是亟须北伐的重要根据。清余诚读至此，曾喟然有感：“顿挫抑扬，反复辩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这就是说文中的六个“不解”是按严谨的逻辑顺序来的，是一个逐层深入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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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师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品质
行文至最后，又起波澜。“夫难平者，事也”，意思是事情的结果很难判断，平同“评”，这里是作者的反思。建安十三年，刘备为曹操所溃于当阳，奔走夏口。当时曹操额手相庆，认为天下一统指日可待。但后来刘备联合东吴，在赤壁与曹军决战，大获全胜。进而西取巴蜀，举兵北上，消灭夏侯渊，夺取汉中，使兴复汉室变为了可能，这些都是曹操所始料未及的。然而，就在蜀汉国力蒸蒸日上之时，东吴却背信弃义，攻取荆州，致使关羽败死麦城。刘备为替关羽报仇，同时欲借机一举吞并东吴，却在秭归大败而归。世事无常，于此可见一斑。由此作者得出一结论：凡事如此，难可逆见。这段话，是让蜀国上下有失败亡国的准备，同时也要有统一全国的信心。在成败利钝还难以预知之时，作者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份表章作于汉室三分之际，表现了作者兴邦建业，忠贞不二的品格。本文善于表达，通过举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毫无呆板说教之嫌。通读本文，诸葛亮那份为国为君鞠躬尽瘁的精神令后人景仰，一句“死而后已”将那颗赤诚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本文是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所作，为提升士气，稳定朝局，作者在议论上气势宏伟，感情上慷慨豪迈。六个“臣之未解”将文章之气逐层提拔以至巅峰。与此同时，说理上义正词严，间接地将苟安之心驳斥地体无完肤。气生于理，理又借助气则更见立论之高远，虽无惊人之笔，但仍很具说服力和震撼效果。
作者介绍
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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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 ），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因其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
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建兴十二年（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
刘禅追谥其为忠武侯，故后世常以武侯、诸葛武侯尊称诸葛亮。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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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诸葛亮
别 名
孔明，卧龙
国 籍
蜀汉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
出生日期
181年（光和四年）
逝世日期
234年10月8日（建兴十二年八月二十八）
职 业
政治家、军事家
主要成就
提出《隆中对》，作出战略规划
主要成就
助刘备夺取荆州、益州
治理蜀地，平定南蛮
发明木牛流马，改造连弩
代表作品
《隆中对》《出师表》 《诫子书》等
官 职
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丞相
封 爵
武乡侯
谥 号
忠武侯
祠 庙
武侯祠
墓 葬
勉县定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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