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亚于诸葛亮的另1个诸葛家族大将：行事过激的东吴权臣诸葛恪
三国小人物志0011：行事过激的东吴权臣——诸葛恪本文作者为黄昏深处，主编为萨沙，如果转载请务必注明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被尊为“智圣”的典范式人物。即便是抛开《三国演义》小说中，那种近呼于“妖化”的夸张描述，他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发明家……
正是由于他的存在，才有了后来刘备的逆境崛起，建立蜀汉帝国，称霸一方……后来他还在白帝城受刘备托孤，成为辅政大臣，延续了“大汉”这块招牌几十年的气数……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汉末三国时期，还有一位诸葛家族的人物，其才能并不下于诸葛亮。而且也是功劳显赫，在朝中颇受重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和诸葛亮一样，成为了“托孤辅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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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虽然才华出众而且得到重用，但是这位“大才”到头来的结局却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下场非常凄惨。他就是诸葛亮的亲侄子，诸葛家族另一位大贤诸葛瑾的长子，东吴中后期的重臣——诸葛恪。
是的，说起诸葛恪这个人物，大部分人都会感到几分陌生。因为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他的戏份实在太少。仅在后期的第九十八回登场，于孙权称帝之时，成为其“太子左辅”，并由此提及了一段，诸葛恪之前的聪明故事：巧用笔锋，为父亲解围；引经据典，劝张昭饮酒等事迹……
然而在《三国志》的记载中，诸葛恪的传记却长达六千多字，几乎可以算是东吴阵营中最长的，其篇幅甚至在周瑜、鲁肃、吕蒙等重量级人物之上……试想，能得到惜墨如金如陈寿，笔下如此的浓墨重彩，足以证明诸葛恪此人的真实事迹，绝不可能像演义小说中那么简略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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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根据真实的史料记载出发，去好好寻探一下诸葛恪这个人物。看看他在历史上的真实经历，以及评判一下他的才能和功劳，是否真能比肩他那位大名鼎鼎的亲叔叔——诸葛亮。
前面已经说过，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按照古代的家族关系排位，他可以算得上是诸葛家族的嫡传“长孙”（诸葛瑾是诸葛珪的长子，诸葛恪又是诸葛瑾的长子）。而且，他也很好地继承了诸葛家族的聪明血统，从小就表现出了机敏活络的天分。
据史料记载，在诸葛恪少年的时候，在某次非正规的聚会上，主子孙权突然玩心大起，要拿诸葛瑾开涮。于是便命人牵来一头驴，并在驴的脸上挂着一个长标签，写上“诸葛子瑜”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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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瑜，便是诸葛瑾的表字，由于他天生一张驴脸，面孔狭长且胡须拉渣，原本就和驴子有几分相似。如今孙权拿人家生理缺陷作梗，虽是开玩笑，却也令诸葛瑾十分尴尬，在一旁下不了台，更是惹得在场其他人忍俊不禁……
这时候，只见年纪尚小的诸葛恪不慌不忙，跪下向孙权讨来一支笔，然后径直走到驴脑门前，在那张标签下面补了两个字“之驴”。这一下，字条的意思就完全变了，整个事情的性质，也由孙权原本的玩闹开涮，变成了给大臣赏赐财物……
毫无疑问，诸葛恪的聪明举动，使得在场众人哄堂大笑，原本带有调侃玩笑的气氛，非但没有被影响，反而还达到了更好的诙谐效果。就连主子孙权也对此十分赞赏，当下就真的是按照字条上所写的内容，将这头驴赐给了诸葛瑾和诸葛恪父子。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竺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绩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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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另外一次规模较大的宴会上，诸葛恪又在孙权的命令下，担任起了筵席上的“斟酒使”。只见他落落大方，以得体的动作和礼节，态度恭敬地给每个人的酒杯里都倒上了酒。但是到了长辈重臣张昭面前的时候，却被后者以“不够尊重”为由，拒绝了他的斟酒……
按理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诸葛恪此时的身份，是主子孙权所任命的斟酒使，前有倚老卖老的老臣，后有主公的命令，如果不能找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来圆过去，那就会大家都不好下台。
只见诸葛恪依然不慌不忙，举出古代武圣姜太公的案例，以反驳张昭自称的“年老”。并且告诉他今天是皇上主持的宴会，酒也是皇上赐予的，难道还不够尊重吗？此话一出，张昭自然是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地接过酒喝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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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又一日，大宴官僚，孙权命恪把盏。巡至张昭面前，昭不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谓恪曰：“汝能强子布饮乎？”恪领命，乃谓昭曰：“昔姜尚父年九十，秉旄仗钺，未尝言老。今临阵之日，先生在后；饮酒之日，先生在前：何谓不养老也？”昭无言可答，只得强饮）
虽然只是年幼时期的两件小事，但也看得出诸葛恪脑子之灵活，说话做事之得体。而且考虑问题面面俱到，能够兼顾各方面因素……如此聪明伶俐，简直可谓奇才，也难怪他之后能飞黄腾达，官居朝堂之首，并立下诸多功勋了……
本身就在用人水平上，颇有一套的主子孙权，自然是很快就注意到了诸葛恪的才华。觉得他辈分虽低，年龄也不大，但是却颇有能者之风，是一个值得栽培的干才。
于是，孙权很快就提拔诸葛恪步入了仕途，给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代理度支”，也就是统管粮草，供应军队的统筹工作。结果事实证明，诸葛恪虽然干得不算差，却并不喜欢这样文书繁琐的工作，希望能另调它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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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什么呢？这恐怕只能说明，诸葛恪这家伙虽然聪明过人、才华横溢，但在他的性格里面，却有着偏急躁而且不够耐心的一面。俗话说，小事见格局，这件事情毫无疑问也是暴露了，诸葛恪在某些方面的不足。这为他之后所遭遇的结局，也是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远在蜀中的汉丞相诸葛亮，也就是诸葛恪的亲叔叔，也隐隐察觉到了这一点。
出于对长兄诸葛瑾的亲情，更是出于对东吴这个重要盟友的关心。诸葛亮还专门写信，送到当时的东吴大都督陆逊面前。告诉他诸葛恪在性格上不够严谨，有疏漏。负责粮草这类关系军中供给的事务，恐怕会出乱子……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
（《江表传》记载：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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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诸葛亮一代大贤，其看人的眼光也是完全准确的。他在字里行间隐隐地指出了，诸葛恪在才能出色的外表下，内心所不够平静和大度的一面。也就是告诉了江东人士，他这样的人可以用，但是不可担大任独当一面。不然，今后可能会导致很可怕的结局……
接下来，我们再好好解读一下，诸葛恪之后的仕途经历。
据史料记载，在担任过不长时间的“代理度支”以后，诸葛恪在陆逊的举荐之下，被孙权任命到军中为将。而他上任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平定吴国的内部叛乱，去镇压在丹阳一代，一向不听号令的山越人。
说起丹阳这个地方，在三国时代也算得上是大名鼎鼎。当地山势险峻，民风果敢刚劲，百姓自制兵器，崇尚习武，可谓是一“全民皆兵”的彪悍之地。想当初，统领徐州之地的陶谦，便是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着“丹阳”这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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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陶谦原本只是朝廷所任命的“刺史”。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年的时间内，安定州府内政，并进位徐州牧，成为天下最强大的诸侯之一，就是因为他籍贯丹阳，在当地有着家族势力的支持，也有着征兵募卒方面的便利。
于是，陶谦很快利用自己的优势，在麾下聚集起一支人数不少的“丹阳兵”。这支部队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在沙场上能征善战，成为了陶谦敢于与兖州的曹操为敌，并且试图争霸天下的最大本钱。
不仅如此，后来孙策脱离袁术，并进发江东的时候，也曾在丹阳郡深处的泾县（今宣城市泾县）募兵得数百人。也正是靠着这支部队，孙策打败了刘繇陆康等人，建立了孙吴霸业的基础……虽说此间大部分功劳，都在于孙策的本人的军事能力和用兵水平。但是不可否认，丹阳兵悍勇善战，也是孙策取胜的重要筹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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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丹阳这样一块勇悍之地，无论到了哪个君王的麾下，都不会是一块省心的料。因为这里民风彪猛，几乎人人善战。如果能想办法控制住为我所用，那必然自然是战场之利器。但要是一旦控制不住，那就有如芒刺在背了……
事实上，丹阳山越一代，也一直是东吴的心腹之患。这里的人攻击性太强，经常出山为盗，搅得周边地方不得安宁。很多原本在其它地方犯了罪，或是为了逃避朝廷赋税的人，也纷纷逃到了这里，利用深山密林隐藏自己……（类似于古龙笔下的“恶人谷”）。
尽管孙权也多次派人，采取各种策略，以各种手段对其进行过整治。但每次都是治标不治本，顶多能将手伸到当地的县镇，对于其中深山密林的腹地，却毫无办法……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人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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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诸葛恪到任以后，这一切才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不仅好好总结了之前的失败教训，还果断采取“恩威并重”的方针。一方面以强大的武力，对当地叛乱者所屯驻的山区进行围困；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对其尽可能招抚。此外，他还命令各郡所辖属县镇的长官，让他们严守疆界，严肃法纪，对敢于违规者进行严厉的惩罚……
至于已经归顺的山民，诸葛恪则让他们一律设屯聚居，以肃清之前“散居山野”的现象。随后，他又调集各路将领，派兵据守险要峪口，修筑围困工事，再命令士兵全部出动，抢收当地田间的稻谷麦子，以断绝山越人的取粮之路……就这样，因为存粮吃完，而被饿得无可奈何的山越人，不得不出山向诸葛恪投降，并接受了其“聚居”的政策。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恪到府，乃移书四部属城长空。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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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诸葛恪在军政谋略上的水平，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对于一直以来无法解决的山越叛乱问题，他采取的“釜底抽薪”手段，可谓是收到了奇效。从此，丹阳之地不再是掣肘东吴腹地的忧患，反而成为了一块极好的兵源之地……
据史料记载，诸葛恪所收服的山越人，数量多达十余万。其中适龄于征兵的男丁，更有多达4万之数。这批人马的加入，使得原本离开了江上就不善作战的东吴军队，得到了相当的陆战力提升。甚至从此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惧怕原本畏之如虎的曹魏精锐步骑兵。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
毫无疑问，诸葛恪在平定山越一事上的出色表现，令主子孙权非常满意。很快就拜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并封都乡侯……这一年，他才年仅三十多岁，可谓是年轻有为，不仅立下了大功，办成了之前元老宿将们都没能办成的事情。而且还身居如此高位，成为主公眼中的大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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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这时候的诸葛恪，真正是意气风发，且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之后不久，他又主动请缨，到魏吴边境的庐江皖口一代屯田，并且在屯田期间，派兵袭击曹魏境内，在舒县等地，俘获了一些百姓人口。甚至再到后来，他还想继续率领主力出击，攻取曹魏的重镇寿春。
只是，由于主子孙权的战略思维，主要是以“守土”为指导思想。所以并没有同意诸葛恪的进攻请求。后来到了赤乌六年（公元243年），诸葛恪遭到曹魏司马懿进攻的时候，孙权也以“方士之说”为由，并不让诸葛恪率军与司马懿作战，而是让他退走，移守柴桑（今江西九江市）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权以为不可。赤乌中，魏司马宣王谋欲攻恪。权方发兵应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徒恪屯于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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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谓方士之说，很可能只是孙权的幌子。真正的原因，应该还是在于他自身所一贯而来的“守土政策”，凡事都先立足于稳固的防守，而不是轻易发动进攻，以免打破东吴内外的一系列平衡……
而诸葛恪呢？至少从国家战略这个层面上看，他和孙权之间，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一边是他军政才能出众，希望能在更多方面，尤其是在战场上，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却是孙权的故步自封，尤其是站在整个江东集团的立场上考虑，并不是太支持诸葛恪的各项主张……
不仅如此，东吴帝国的基础，是构建在本土几大家族（陆、朱、顾、张）拱卫的基础之上的。而诸葛恪所在的诸葛家，虽然也在江东有一定势力，但是在本土人士看来，却还是比较边缘化的身份。如今他展现出了惊艳的才华，带来了他火箭一般的上升速度，也引起了东吴帝国其他很多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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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诸葛恪在屯田期间，都敢于自作主张攻击曹魏边境，并试图攻打寿春。这说明他的性格之中，还有着我行我素，且自作主张的一面……试想，一个如此张扬自我的人，又如何能不为旁人所妒恨呢？
就连时任东吴大都督的陆逊，都免不了受这些人的谗言影响，而对诸葛恪产生了看法。
幸好在这个时候，诸葛恪凭借他的出色文笔，给陆逊写去了一封文字工整，笔锋扬洒的《诸葛恪与陆逊书》。告诉他凡事应当以大局为重，不应事事计较责备，在细节上消耗功夫。更不应将某些风言风语当真，搞不好这样到头来会误了大事……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与丞相陆逊书曰：“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夫不舍小过，纤微相责，久乃至于家户为怨，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恪知逊以此嫌己，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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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陆逊和诸葛恪之间的关系，得以了缓和。在之后陆逊病死任上，职务空缺的时候，诸葛恪也在他临终前的推举下，继任了后者的职务。升任为东吴的大将军，假节；并驻扎武昌，代替陆逊统领荆州一代的事宜……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会逊卒，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
毫无疑问，这时候的诸葛恪，已经俨然算得上是东吴帝国，最为重要的大臣之一。这时候的他正好四十来岁，正值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时候。这个年纪如此之高位，已经完全可以和他已经过世的叔叔诸葛亮，所一较高下……
是的，诸葛亮在受刘备白帝城托孤，并执掌蜀汉国政的年纪，也是在四十出头（诸葛亮出生于公元181年，刘备去世于223年）。考虑到吴国比蜀国更大的国土和更多的人口，诸葛恪其实此时的地位，甚至已经在诸葛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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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人却只记住了诸葛亮，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诸葛恪。这恐怕只能说明，同样是作为当朝之权臣，辅国之宰相，诸葛恪在后来的工作成绩，是远远不如诸葛亮的……
我们就来具体看看，诸葛恪在升任东吴宰相以后，在朝堂国事上的各种所作所为。
东吴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已经年逾七十的孙权，进入了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病卧在床的他，自然也要考虑到在他伸腿之后，身后事务安排的问题。
尤其是孙权所定下的太子孙亮，年龄尚小才能也不突出。所以要想继续掌管朝堂，并守住东吴这份家业，孙权也必须要像之前刘备“托孤”一样，寻求一位各方面能力都足够出色的“辅政大臣”，来辅佐年幼的孙亮，继续统治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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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孙权本身是年少继位，又实在太能活。如此夸张的长寿，和超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时间，所以导致东吴立国之初，几乎所有的“虎臣”，都纷纷被孙权所“熬死”。周瑜、鲁肃、程普、黄盖、韩当、张昭……这些有资格作为“托孤之臣”的人，都无一例外走在了孙权之前。
所以，关于托孤这件事情，就成为了孙权弥留之际的一块心病。尽管眼前就有诸葛恪这样一位才能出众，也完全具备辅国之才的能人。但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诸葛恪此人太过于自负，性格不好，甚至有些刚愎自用。所以孙权并不是太中意于他，来作为自己的托孤大臣……
只是这时候的东吴帝国，人才确实已经凋零到了无贤可用的地步。所以在侍中孙峻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孙权还是决定将身后的一切，都托付给诸葛恪。于是在建业城的皇宫寝室中，又重演了一出当年的“白帝城托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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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孙权将诸葛恪从荆州召来，在病榻上下诏说，自己已经重病难愈，今后辅佐太子并治理国家的事情，就只能由诸葛恪一力承担了……诸葛恪此时也像之前的诸葛亮一样，下跪磕头不止，泣不成声地表示，自己肯定尽心尽力守护于幼主身边，竭尽所能辅佐，绝不会辜负了皇恩浩荡……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吴书曰：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后引恪等见卧内，受诏?下，权诏曰：“吾病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一以相委。”恪?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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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是诸葛恪在东吴朝堂中，地位的又一次飙升，将他真正推向了人生更高的巅峰。然而，就如同孙权之前的担心一样，诸葛恪的出色才能，并不能弥补他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内心里过于张扬自我的思想……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据史料记载，在孙权刚刚闭眼的时候，东吴朝堂就发生了血腥的政治杀戮。和诸葛恪一并作为托孤重臣之一的“太子少傅”孙弘，由于之前一直与前者不和。所以利用其孙氏宗室身份的优势，封锁了孙权去世的消息，意图矫诏除掉地位高他一截的诸葛恪（太子太傅）。
然而诸葛恪自然也不是等闲之辈，在皇宫中早有他安插的眼线，并悉知了孙弘的一切计划。于是先发制人杀死孙弘，并随之而发布了孙权的死讯。然后又主持举行了国葬，扶太子孙亮登基了帝位。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翌日，权薨。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权死问，欲矫诏除恪。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诛之，乃发丧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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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诸葛恪，是真正坐上了东吴朝堂的第一把交椅。本来就是先帝孙权所定下的托孤大臣，而今又拥立新帝有功，敢问普天（吴国的天）之下，还有谁能与之争锋？眼看就能像他叔叔诸葛亮一样，走上辅国理政，并权倾天下（吴国的天下）的道路，成为三国时代的又一位，流芳百世的“诸葛丞相”……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诸葛恪张狂而不够内敛，且我行我素刚愎自用的恶劣性格，很快就显现出了端倪……
据史料记载，诸葛恪在进位“太傅”以后，在自己的“名望”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他取消了之前孙权所定下的“监视官”制度，罢免了原本编制庞大的“耳目之官”。同时还大赦天下，免除了老百姓拖欠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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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这些举措，确实对东吴百姓是有好处的。但是诸葛恪这么做的目的，更多过是在想办法收取民心。在每一项政策实施的同时，他都不忘在官方文件的末尾，署上他自己的名字，让老百姓都觉得，是他诸葛恪在广施德政。完全是喧宾夺主，盖过了幼主孙亮的名头。
不仅如此，诸葛恪还搞起了面子威仪方面的工作，以良马豪车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使得他每次外出的时候，都是大张旗鼓，使得一路上的人都引颈相望，想一睹其风采……
接着，在东吴国政方面，诸葛恪也一如既往坚持着他之前的“进攻思想”。他觉得以前是有孙权压着他，让他“北进中原”的战略谋划无法得以实施。如今他自己挡了权，便有资格调动整个东吴的人力国力，来实现自己的大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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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样的机会很快就送上门来了。时任曹魏大将军的司马师，想借孙权新亡，吴国政局不稳之际，跨江攻打东吴。于是三路大军挺进，由毌丘俭、胡遵、诸葛诞等人率领，同时攻打东吴重镇南郡、武昌、东兴等地，颇有来势汹汹之威……
面对强敌的大兵压境，诸葛恪却并不慌忙。他一眼就看破了魏军的“佯攻策略”，知道对手的战略重心，是在东兴（今安徽含山西南）一线。他亲率四万援军到东兴，并任命丁奉与吕据、留赞、唐咨等人作前锋，走山路+坐船，两天就到达了东兴的徐塘，并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失了先手的曹魏军队，只能惊慌而逃，因争渡浮桥而导致桥沉。本身就不善水性的北方军队，前后超过万人因溺水而毙命。死于战场溃败和互相践踏的人，也差不多有上万之数。就连大将韩综、以及乐安太守桓嘉等人，都先后淹死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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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场结结实实的大胜。不仅以较小的代价打败了曹魏的主力，还成功逼退了另外两路敌军。毌丘俭和王昶等任，得知东兴兵败的消息以后，知道大势已去，只能赶紧烧营退走。带不走又没来得及烧毁的大批军需物资，也就此被吴军所缴获。
凭借着此战的胜利，诸葛恪也再一次巩固了他，在东吴朝堂中的执政地位。被封为为阳都侯，加封丞相、荆、扬州牧，督统全国之军队等。
（《晋书·文帝纪》记载：寻进号都督，统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伐吴，战于东关。二军败绩，坐失侯）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兵得上，便鼓噪乱斫。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乐安太守恒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亦斩之。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归。进封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赐金一百斤，马二百匹，缯布各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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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诸葛恪都算得上是非常成功。不仅在国内有着安政拥立之功，对外还有着破敌击溃之胜。这时候他在东吴帝国的地位，可谓是稳如泰山，无论是谁都无法与之争锋……
然而，就如同我们先前所说的，诸葛恪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还要想在战场上继续证明自己，在“北伐曹魏”这个领域上，也超过诸葛亮。于是，他也学着诸葛亮搞起了“全国动员”，征发了超过20万人马，准备从淮南合肥一线进军，正式开始拉开东吴北进，反守为攻的序幕……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有着“守江必守淮”的说法。意思是说，江淮区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下，无论是北方政权还是南方割据，长江到淮河这一段地盘，不仅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缓冲，也是攻防两端的最佳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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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在之前的数十年间，东吴一方不断以合肥一代，作为进攻目标的原因。因为只有真正占领了这里，才能够有效拱卫长江防线，并取得面对北方曹魏，在攻防两端的真正主动权。
而今，诸葛恪将目标瞄准了江淮，这块对于东吴极为重要，之前却又几度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征服的地盘。自然也是想更进一步，立下更大的功劳。试想他这一战如果能成功，那至少在东吴帝国的历史上看来，就真可谓是不世之伟业。足以傲视所有前人，也令后来者难以赶超。
然而没想到的是，诸葛恪这一次大胆的行动，非但没有成就他的功名，反而成为了将他拖入历史风尘的作俑者……因为他并没有准确估算到，自己所在东吴帝国的具体情况，以及与曹魏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完全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和自己的一腔热血，他就过度自信地发动了这场战争，后来的结果，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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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东吴举国上下的反对。大臣们认为国力不支，军士疲惫，一致劝阻；而诸葛恪却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将全国的人力物力都征调了起来，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接着，在围困合肥新城的战役中，诸葛恪也是进攻不利，一个多月都未能拿下城池，反而折损了不少人马，使得吴军士气受挫。更可怕的是，曾经在合肥一代流行过，并且导致之前孙权逍遥津惨败的瘟疫，也又一次袭来。令大军再次陷入困境，兵无战心将帅疲惫，眼看又要陷入当年一样的泥潭……
而这时候的诸葛恪，却还是坚持进攻毫不松懈，甚至连各营军官所汇报上来的染病情况，他都置之不理。先后还罢免了大将朱异、蔡林等人的兵权，使得军中更加混乱……魏军则趁势反击，司马孚、毌丘俭等人率兵合击。还想与之一战的诸葛恪，苦于手头实在没有可用之兵，这才终于力尽而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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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作，欲斩之，自是莫敢言……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
俗话说，胜败也乃是兵家之常事。以诸葛恪之前在东吴积攒的资本和人气，本不至于因为仅仅一次惨痛的失败，而导致全线崩塌。然而，在败军回朝之后，他各种不明智的所作所为，却真正令他名声扫地，并很快带来了杀身之祸……
是的，诸葛恪并没有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也没有以任何的方式道歉谢罪。他甚至不觉得自己之前的过度自信和轻敌误判，有什么问题。反而是怪罪起了其他的人，将锅都甩到了别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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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回到建业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换下战袍铠甲，就立马召来了中书令孙嘿，并厉声喝叱之，怪其随意滥发退兵诏书，影响了前线的军心；接下来，他又给东吴的底层官员体系，来了一次大清洗。将自己之前亲手任命的各级官员一律罢免，然后重新选任。
再接着，诸葛恪又在自己的“威严”上再次下起了功夫，不分场合地对其他人横加指责。搞到后来，前来觐见他的人都个个屏息敛气，寒若噤蝉。不仅如此，就连以往他自己军中的宿卫人员，他都起了很大的疑心，全部都换成了自己信得过的人……
毫无疑问，诸葛恪的所作所为，已经基本上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原本还支持他的官员士族，都逐渐疏远了他。而这时候诸葛恪又想着要再次出征，剑指青州徐州等地，发动一场规模更胜于之前的军事战略行动……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秋八月军还，陈兵导从，归入府馆。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妄数作诏？”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恪征行之后，曹所奏署令长职司，一罢更选，愈治威严，多所罪责，当进见者无不竦息。又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责、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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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做到这份上，就基本上等于给自己挖好坟墓了。很快在全国百姓的万民怨声载道中，原本立捧诸葛恪上位的孙峻，与皇帝孙亮定下计策，以请诸葛恪赴宴为由，趁机将其乱剑诛杀。之后又将尸身用苇席包裹，抛在野外石子冈一带，之后还夷灭了其三族……
曾经的一代权臣，功名显赫且成为辅国之重臣的诸葛恪，就这样死在了东吴的朝堂之上。他的结局令人惋惜，却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之前的各种所作所为，尤其是他一意孤行，武断决策，我行我素进攻曹魏的举动。将他无情地推向了整个国家的对立面，最终的只能让所有人都把他当敌人，让他饮恨于刀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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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也可以就此对诸葛恪这个人物，而作出一个客观的历史评价。应该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才能非常出色的人。无论是在内部平叛治理，还是在战场用兵方面，他都颇有独到之处，而且也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所效力的国家，而立下了很大的功勋。
然而，他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是诸葛亮所点评的一样，他性格过于急躁，内心也不够平静，而且凡事我行我素，做事激进立功心切。更不懂得进退自如，内敛含蓄，韬光养晦等道理……
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就是诸葛恪身上那种刚愎自用，专横跋扈的“自我型”人格。所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令他空有才能，却缺乏心胸，不能有效团结他人，反而是遭人各种妒恨。尤其是当他功劳越大，地位越高的时候，站到他对立面的人就越多……到头来，就免不了墙倒众人推，从人生之巅直接跌下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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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诸葛恪甫入东吴仕途，第一次领兵征山越的时候，他的父亲诸葛瑾，就已经看出了苗头。认为诸葛恪从政，非但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反而会祸及整个家族。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记载：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
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是知子莫若父。诸葛恪的在东吴的仕途经历，非但没能给他们家族带来兴盛，反而是带来了夷灭三族的毁灭性打击。甚至于后人在撰写小说评书的时候，在整个东吴的历史中，都很难能发掘得出他们诸葛家族的什么事迹……（演义小说中，诸葛瑾一族的戏份也是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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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最后，我们也许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像诸葛恪这样才能出众，但是性格缺陷大，并且情商低下的人。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辅政大臣”这种，需要站在国家层面上作决策的最高权位，反而更适合当一个“做事之臣”，在别人的指挥下处理具体的各项事务呢？
是的，假如在孙权去世的时候，有一个类似于周瑜、鲁肃、陆逊这样。既德高望重，又擅长政治斡旋的人物，来作为“托孤之臣”。同时，也充当诸葛恪的上司，一方面压制住他刚愎自用的专横性格，另一方面让他人尽其用，在军政两反面都发挥出他的才能……
或许，诸葛恪真的可以成为一名，在战场上统领千军万马，且攻无不克的猛将；或者是成为镇守一方，且治理有功的封疆大吏。而不至于是荒唐地沦为天下之敌，最终身首异处，且曝尸荒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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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个人觉得，除了诸葛恪自身的性格和脾气之外，东吴和蜀汉在政治环境上的差异，也是导致他最后悲剧的原因之一。
我们都知道，蜀汉帝国立国先天不足，而且内部不稳，周边还强敌环伺，所以随时都处在人人自危，且山雨欲来的紧张动员气氛中。诸葛亮也可以以此机会大权在手，独霸朝政，并以南征和北伐的名义，同时推行自己的铁血政策（南征为安定后方，北方乃以攻代守，都是必要的行动）。
然而东吴却不一样，由于长江天险的存在，使得整个国家较为安全。地方富庶且人民安居乐业，战争欲望不强，更没有蜀汉那种强烈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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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东吴的立国，是外来的孙氏，建立在几大家族的效忠，以及各地士族势力的拱卫之上。内部的派系斗争虽算不上多激烈，但也很难在某个中心的凝聚下，被完全拧成一股绳……
所以说，想要立足于东吴的朝堂，要求执政者必须具备更强的政治能力，才能做到以自己的“意志”，去“独裁”整个国家。这明显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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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诸葛恪却明显没有想通这些东西。在本身政治水平不如诸葛亮，且性格方面还有巨大缺陷的前提下。他却一意孤行，强行效仿诸葛亮，在东吴搞大权独揽的政策……最后的结果只能证明，他这一套，是明显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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